本文摘自《我的抗联岁月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》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编 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

“我从朝鲜来到中国”——从汤原游击队到八十八旅的李在德

受访人：李在德，1918 年2月10日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畓道里。1920年随家人逃难到中国丹东。1924年迁至黑龙江萝北县梧桐河河西屯。1927 年上河西“模范小学”。1932年2月，参加汤原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宣传队，后加入共青团，曾任区团委委员。1932年夏，迁至汤原县兴安镇七号新屯。1934年2月，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。2018-07-20，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六军被服厂转为中共党员。1937 年8 月，调抗联三军留守处及四师被服厂、三十二团。1938年12月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报务。1939 年随赵尚志回国，任东北抗联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副书记、大队指导员及译电员。1940年以“盲目追随赵尚志，反对北满省委”为由，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。1941年7月在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东北小部队活动，负责电台工作。1942 年12 月成为东北抗联教导旅（八十八旅）无线电营战士。1945年3月恢复党籍，12月回国，在吉辽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。

1948年3月任吉林省妇女委员会委员、延吉朝鲜族干部学校组织科副科长，9月任延边和龙县县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1949年南下，2月任四十七军后方留守处家属学校第一区队副队长。6月任湖北宜昌市妇联筹备处主任。1950年3月调北京，在政务院( 国务院) 秘书处任机要秘书、党支部委员。1955 年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任秘书处副科长、幼儿园园长、图书馆主任。1964 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69年下放“五七干校”。1978年4月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。1979 年恢复图书馆主任（副局级）。1982年6月离休。现居北京。

采访时间： 2012 年3 月28 日、29 日，4 月1 日、18 日，5月4 日

采访地点： 北京市通州区李在德儿子家中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采访人：史义军 姜宝才

我从朝鲜来到中国

我是1918 年2 月10 日（农历十二月二十九）出生的，属蛇的，今年（2012 年）95 了。我的老家在朝鲜。我的爸爸叫李相熙，我妈妈开始有朝鲜的名字金顺喜，后来冯仲云说她的名字不好听，就给她起个名字叫金成刚，意思是你要成为像钢铁一样的人。3 岁的时候，我跟爸爸、妈妈还有奶奶一起来到中国。当时是十二月份快过年的晚上，爸爸用一种朝鲜背东西的架子，大概背着两床被子、一床褥子。做饭的锅碗瓢盆吧，我妈妈装在盆子里顶在脑袋上。那时候没什么东西，家底就那么些。当时我奶奶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让她带什么东西，然后妈妈背着我，就这么来的中国。我们过了鸭绿江以后吧，就往山里头走，然后碰见之前在那儿住的朝鲜族人，让我们先在那儿休息。

到了安东（今辽宁丹东），我们见到了好多逃荒过来的朝鲜人，然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，租种土地。在我记忆里，那时候我爸爸他很少在家。他当时参加朝鲜的独立团，就跟中国的游击队差不多。独立团的领导呢，是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。他们独立团有时候走过鸭绿江到中国活动，有时候在朝鲜国境边上活动，反正就来回走。后来，一个叛徒认识我爸爸，他知道了我父亲准备过鸭绿江到朝鲜，就向国境边的警察告密，我爸爸就这么被逮捕了，然后就蹲了七八年监狱。当时我们不知道消息，也没有人通知。我叔叔当时在朝鲜，他知道了以后，就到监狱里去看我爸爸，完了以后给我们写信。我叔叔经常去看我爸爸，看监狱的那些人很讨厌我叔叔老来，就骗他说，你哥哥已经病死了。叔叔给我们写信，他说哥哥已经在监狱里头牺牲了。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们全家都很悲痛。后来在1993 年得知爸爸在组织的营救下被释放了。出狱后，爸爸由于打听不到我们的消息，只好又回到朝鲜，和叔叔一起生活。1932 年，爸爸又找了一个老伴儿高万淑。爸爸“牺牲”后，我们全家决定离开安东。那时候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叫张应汉，他是一家三口，夫妻二人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张应汉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，非常同情我们，就一直照顾我们。他说你们家三个女人上哪儿去啊，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所以，1923 年他就带着我们往凤凰山里头走，在那儿有一个朝鲜族的小屯子，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落脚了。

后来我们又迁徙到了哈尔滨。那个时候一个搞投机的中国人，把我们十几户朝鲜族召集起来，他说松花江下游有一大片地，你们去那儿种地，也不要你们缴租。我们这十几户人就跟他们走了。我们从哈尔滨往下走的时候，坐的是拉煤的船。他们把煤拉到哈尔滨，卸了以后船再往下游走。我记得大概是下午出发的，走了两天多吧，往下游走快嘛。然后到桦川县悦来镇，我们在那儿下船。之后呢，我们大概走了两天，第一天晚上大家就在草地里休息，第二天再接着走，一直走到萝北县梧桐河（发源于小兴安岭山脉哲温山，最后注入松花江）的西岸了。当时到了古城岗（今黑龙江汤原县振兴乡北），大家说，咱们不走了，就在这儿住下吧。那时候这里也没有人，我们一起来的，一共只有十几户人，都是朝鲜族，大家相互依靠。当时没有房子，大家就是挖的地窖，上边临时搭个棚子，要是下大雨，水都往里头流。后来我们开始种地，之后从朝鲜过来的人，听说在那里有朝鲜人，就来找我们了。这样慢慢来的人多了，变成一个屯子。

模范小学里也有革命生活

梧桐河分河东、河西这两个屯，我们河西屯人少，大概五六十户的样子；河东屯是个大屯，在松花江边上，交通比较方便，落脚的人多。1928 年，崔庸健来到我们河西屯。他是朝鲜族，参加广州暴动，失败了以后就回到东北。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。崔庸健来了以后，就开始有各种组织了，妇女会啊、青年会啊、农民会啊、反日大同盟等等。

朝鲜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本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会有小学，小孩可以上学。我们河西村小，崔庸健来了以后，接管了村里的小学，然后成立了模范小学，他就当校长，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有一次我跟老师的孩子到梧桐河边玩，被崔庸健看见了，第二天上课他就问我去哪儿了。咱们也不能撒谎啊，就照实说了。他就说你违反规定，小孩不许一个人到梧桐河边玩。然后就让我在那罚站，罚了一个钟头。那时候崔庸健对我们要求很严，革命的思想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对我来说，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清楚了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学歌，第一首歌就是《列宁诞生歌》，讲的是列宁出生的事。那个时候我们最崇拜的就是列宁，我们走的路是跟着列宁主义，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。因此，我们课本里头也好，老师讲的也好，都离不了列宁。上学的时候吧，老师给我们讲得比较多的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。那个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，老师带着我们，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，锻炼我们的胆子。当时我们年纪也小，老师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不能违背半步，反正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听。那时候崔庸健当我们小学校长，我们这些小孩基本上都出来参加革命。

秘密工作

1931 年夏， 梧桐河发大水， 我们家逃荒到鹤立七号屯。1933 年，日本人就占领了鹤岗。那时候党的具体组织，我们小孩都不清楚，就是跟着大人走，游行也是跟着大人喊口号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，送信什么的就是靠腿跑。有时候党内布置工作，还有通报敌人的活动啊，互相通知都是我们小孩来送信，这是比较可靠的方法。那时候没有别的通讯方式，我来回送信比较多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很听话，我妈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那时候我经常到校屯1 那边去送信，妈妈把写好的信，给我缝在衣服里面，然后叫上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小孩子，我们这两三个孩子就来回送信。我们一起溜达，好像摘野菜似的，一边走一边摘点儿野菜，到地方了我们就交给指定人，然后就往回走。往回走的时候，也是像这样溜达回去。有时候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路远，我们就坐火车，小孩上火车也不要钱，所以我们趴着火车就走了，到站下车就这样。

有一次我们送完信回来，当时在离我们屯子半里路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河沟，虽然里面没有水，可是很深，我们一下迈不过去，就爬下去再爬上来。然后看见屯子里头，稻子壳都码起

来了，上边有个人站岗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就说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快到的时候，一个日本兵就冲出来了，扎着腰带，后边背着那个铜帽子。他们出来挺横的，旁边一个伪警察，说你们是哪里的。我们三个孩子，那两个比较小一点儿，我比他们大一两岁。我说我们家在这个屯子里头。他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了，我说出去摘野菜，我们家里吃野菜。他又问你们村子里有共产党没有。我说什么共产党，我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们进村子了，村子的人都集中在院子里头，那些日本兵就挨家搜。我们进去了以后不让动，就在大家集中的地方站着，他们也不让我们说话。快下午的时候，这些日本兵都搜完了，这样他们才走的。

母亲牺牲

我妈妈是共产党员，时任汤原县委委员和妇女主任，组织上非常相信我们家。后来一些特务注意到我们家的活动，似乎也知道了我们家是一个党的活动中心。那时候我们不敢在家里

住，村子里青年团员和党员都在村外边住。我们那儿不是鹤立河嘛，河也不宽，我们过了河，就在柳树底下挖个地窖，就在那儿住。我们一共挖了三个地窖，一个地窖就是十多米远吧。上边都盖着草皮，外边看不清楚。我们在一个地窖里，最多就是七八个人，大家就拿着毯子睡觉。有时候白天敌人没有什么活动，村里人就到房顶上铺一个白床单，这是暗号，说明村子里没有敌人来活动。我们就都回村里去工作。那时候秋收割稻子，我们帮助群众劳动，晚上我们又都去河边住。有一个模范小学的同学叫李元珍，他们家是富农的出身，就在鹤立镇里头住。后来他们到我们家里来，动员我妈妈，让我和他们家的儿子结婚，我坚决不干，我妈妈也是坚决不干。他们怀恨在心，加上又被敌人收买了，就这样叛变了。李元珍过去和我们一起，做青年团的工作嘛。他对我们屯子里的情况很了解，谁是干什么的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那一天是1933 年的中秋节，我妈妈平时都不在家里住，就是晚上回来开会，布置完了工作都出去，到地窖里去住。前一天晚上，大家觉得明天是八月十五了，敌人不一定出来，正好过节了，领导思想上也有些麻痹，就决定回家住了。妈妈对我说，你不要回家了，就在这儿住吧，我就没有回去。妈妈和党的几个领导同志都回家了，然后开会布置工作。李元珍他什么事情都很清楚，他向敌人告了密。他带着日本兵，将我们村子包围了，就这样妈妈他们被抓走了。那时候党的革命同志一共12 个人，一起被扣押了。日本兵把他们关到一个破房子里，在里面十几天吧，天天就是给他们灌辣椒水，拿竹签扎手指头。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后院有一口井，最后他们都被扔到井里头活埋了，妈妈她就这么牺牲了。